“焦裕禄”光环背后＜一＞--生意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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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光环背后<一>　

[ 2014-3-26 16:11:00 | By: business ]

来源:论世知人

　　“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作为一个具有时代印记的人物，距今已半个世纪。经历过大浪淘沙的政治运动后，很多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人世。很少有人注意到，榜样的赫赫声名始于一则“迟到”的新闻。更少人了解的是，这篇使焦裕禄形象深入人心的著名报道，四十年来说法不断，质疑的声音至今没有停息。

　　因全文过长，故将分几部分，为您解析“焦裕禄”光环背后。

一、兰考的前世今生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穆青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兰考，从此一跃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县城，不是因为富庶，而是因为贫穷。

　　但即使是“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也没能改变兰考人在那个时代逃荒要饭的悲楚命运，这种局面持续到改革开放前。很多人至今还记得兰考人要饭的口头禅：给点吃的吧大爷，俺是兰考的。在那个时代，焦裕禄的英名成了兰考人要饭赖以解嘲的有效工具。

　　2013年1月4日“爱心妈妈”袁厉害家的一场大火，让这座光环耀眼的县城再次成为焦点。47年后，这里似乎依然没有改观，它唯一的名片是：焦裕禄最后工作的地方。

　　兰考地处豫东平原，北依黄河，是国家级贫困县。县城有几条简单的街道，只需四五元钱，三轮车即可拉你到县城的任意地方，晚上八九点钟，街道上便鲜有行人。上世纪90年代，泡桐带动了兰考一个新的产业——民族乐器加工业，由于兰考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这里的泡桐材质轻，干燥后不易开裂变形，格外适合用作导音材料，用泡桐导音的乐器中，90%产自兰考。然而，这项产业无法拯救一个县，兰考依然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但由于它的高知名度，历届中央领导人都会到兰考视察。在此履职的官员都要以焦裕禄为榜样。1999年，时任兰考县委书记宗家邦，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句“别提焦裕禄，提他我就烦”而被免职……

　　历史上，兰考是一个沙地大县，黄河经常在这里决口。这里的沙土地不适合种粮，却适宜种花生、芝麻和西瓜，依靠这些经济作物，兰考农民仍可以维持温饱。直到1957年，兰考还是一片林茂粮丰。

　　到了1962年12月焦裕禄调至兰考，《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长篇通讯中描述：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苦难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那么，1957年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把尚能温饱的兰考人，逼得逃荒要饭呢？

二、祸国殃民的大跃进

　　1957年10月，在毛泽东的狂热乌托邦情结支配下，中国掀起了一场口号日渐升温、噱头日渐升级的大跃进高潮。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的基本定调是：开展“社会主义大竞赛”，“产品以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增长”。运动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精神，以“革命的浪漫主义”为指导，以“海阔天空、大胆想象”为基础。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现象，提出“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运动开始，中国大陆进入了从浮躁到狂躁、从狂热到疯狂的大放高产“卫星”运动。

　　1958年注定是荒唐的一年，这一年产生了“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年，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即“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一年，高举“三面红旗”，全国大放“卫星”、全民“大炼钢铁”，跑步奔向“共产主义天堂”。

　　在反右倾、大跃进的高压政策下，毛泽东在地方最得力的五虎上将之一、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提出:“河南的大跃进先从农业开始，而农业大跃进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

　　伴随1958年反右倾，很快地，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一个接一个出台。元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一个月全省公社化，全民大办钢铁。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1、全民大炼钢的苦果：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要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1月18日毛发言中说：我国今年又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吨至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吨至4000万吨钢。就能赶上和超过英国。

　　为了达到由毛泽东提出的“赶英超美”，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大炼钢。成千上万群众不分行业，男女老幼一齐上前线。这是无法想象的历史壮观：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不分白天黑夜地全部投入到炼钢运动之中。

　　主要做法是：1、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为“钢元帅升帐”让路；2、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法炼钢；3、对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不断追加投资，致使基本建设规模迅速膨胀，战线越拉越长；4、商业银行全力支持工业大跃进，以致拆东墙补西墙，打乱了正常的资金流通。

　　1958年3月起，河南相继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9月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吴芝圃推广“鸡窝炉”土法炼钢法（所谓土法炼钢，练出来的大多数是废钢，而且来源多为从各家各户搜集锅等铁器），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

　　顿时，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基地，参观者人山人海。新乡、安阳、洛阳、许昌、南阳、信阳等地，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伐……。

　经突击蛮干，1958年12月19日党中央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 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估计炼钢铁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

2、荒唐的农田水利大跃进：

　　在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浪漫畅想下，“大跃进”提倡“大搞群众运动”，水利工作就此走上了歧途。放弃了依靠专家和正规水利工程设计的正常做法，改行“群众运动”式的水利工程建设方针，完全忽视了水利工程严格的技术性要求和防止水旱灾害的科学论证和规划。每年冬春都动员全国各地的数千万农民“大办水利工程”，最终导致五花八门的“水害”工程项目在全国遍地开花，不但劳民伤财，而且遗患累累。

　　在这个被鼓吹为“中国几千年水利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些工程基本上没有合格的专业人员参与规划设计，而是听任根本不具有水利工程知识的农村基层干部瞎指挥，既不了解当地的水文、地形、地质条件，也不考虑工程是否需要、能否完成、更不作方案比较、效益计算，多半由乡村基层干部拍脑袋任意决定，只要有工程上马，看起来热闹就好。

　　在这场群众运动式的水利工程建设高潮中，由于全国各地处处建水库，不可能每处工程都事先进行正规的库址勘察和工程设计。于是水利部负责人就想出了一个“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所谓“三主方针”,以蓄为主就是要“一块地对一块天”把天上的雨水全部就地蓄起来，完全忽略了全国各地截然不同的具体情况，违背了水利工程必须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

　　远东最大的平原水库――河南驻马店境内宿鸭湖水库的设计者、河南省水利厅总工程师的水利专家陈惺当时即指出：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可惜的是，这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忠告无人理会，还因为公开反对“以蓄为主”的做法，强调“用放卫星的方式修建水库是劳民伤财”，被扣上“严重右倾错误”的帽子，先是下放到南阳农村劳动锻炼，后来又全家被贬到了信阳。

　　“以蓄为主”的经验被大范围推广，很快便推及到安徽。在安徽境内，不仅丘陵地区涌现大批小水库，淮河流域的河道也被一道道“水坝”分割闸起，造成淮河流域在后来数十年间致命的“肠梗阻”。这种水利工程方针虽然简单易懂，适合在"群众运动"中当作口号来推广,却在很多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按照这个三主方针修建的许多小型水利工程往往是劳民伤财，甚至造出“水害”来。“三主方针”的推行还导致全国出现了许多“病、险”水库，一蓄水就垮，有的刚竣工尚未蓄水就垮坝崩堤。在“大跃进”之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里，每年都有很多这类的“病、险”水库垮塌。例如，仅1973年就垮掉了500多座，1974年又垮了300多座。

　　1975年8月，在一场由台风引发的特大暴雨中，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间相继垮坝溃决。在这次溃坝中，前文提到的水利专家陈惺所修建的宿鸭湖水库狭长的堤坝，幸运的保护了近5万灾民的生命。

　　由原水利部长钱正英亲自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一书披露，在这次被称为“75·8”大水的灾难中，河南省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倒塌房屋596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京广铁路被破坏

　　而《10 top technological catastrophe in the world 世界科技史上的十大浩劫》（视频地址：http://www.56.com/u55/v_NzA3OTIwODc.html）披露，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垮坝，打捞到的尸体10万多具，后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14万，共24万多人死亡，与次年的最大自然灾害唐山大地震死人数相仿，比埃及阿斯旺水坝（被联合国认为最失败的水利工程之一）所带来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还更严重。这次灾难也因此力压“印度博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位列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之首。

板桥水库被洪水冲垮后的惨境

　　1957年10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吴芝圃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共中央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亲自赴会讲话。11-12月，省党代会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12月7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演示文稿》报告，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1958年元旦刚过，吴芝圃组织讨论1958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针。

　　1958年是吴芝圃风光无限的一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干一冬春，胜过几千年》的报道，对河南省几个月来“水利化”的“战果”大肆宣传，树为全国的“样板。

　　据吴芝圃说，投入1958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万，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八十八亿公方，蓄水能力二百六十二亿公方……灌溉面积，共达到一亿二千五百四十六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实际上，1957年度（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2,909万土石方，后来持续跃进的1960年度（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也只完成1.34亿立方米土石方。80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亿立方米，到2000年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不到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1958年度是1.6亿元，1959年度是2.1亿元（同期中央投入2.75亿元），至于群众投劳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　

　　1958年，河南同时有9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亿立方米（其中7个省办大型水库库容达46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投入河南民工三万人。1959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11个，加上几十个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乃至今日的实力。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保质保量的作风完全被败坏；昭平台、鸭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后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传可灌溉1,000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1958年3月至1958年8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蓄水40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1959年11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

　　1958-1959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为了一两年实现水利化，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然而这些“成果”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

　　“大跃进”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河南亦如此。然而，现存的气象资料显示，1959－1961年间并无特大自然灾害出现，但事实上中原大地却灾象频生：涝、渍、碱三灾闹豫，黄淮间饿殍盈途。无疑，各地水利建设的失误增加了这次灾难的“人祸”比重。

3、被误用的“引黄灌溉”

　　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针，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1961年盐碱化面积达519.88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徐明著《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　

　　“引洪淤灌”在中国有悠久历史，公元前5～4世纪时，魏国引漳河浑水灌溉邺（今河北临漳县）田，改良盐碱地，农民大得其利(见引漳十二渠)。《汉书。沟洫志》记载，公元前95年白公引泾水灌田4500多顷，故名白渠。《梦溪笔谈》记载，唐、宋在安徽宿州及河北深州、冀州、沧州和瀛州等地区，引用汴水及黄河、滹沱河、漳河水淤田改土效益很显著。　

　　为什么同是“引黄灌溉”，为什么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功的方法，到了现代反而会连连失灵了呢？

　　多年的战争本来就使中国缺少科学人材的培养、缺少科学知识的积累和传播，1957年的“反右运动”，更使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不敢说真话。大跃进时，中国懂得治理盐碱地的仅有的几位科学家们早已被毛泽东的“反右运动” 关进了劳改农场，一个是在天津南郊区的板桥农场（《板桥春秋》刘维俊2007），一个是在甘肃的夹边沟劳教农场（《风雪夹边沟》赵旭 2004 ），在那里，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在贫瘠的盐碱地上奇迹般地种出了庄稼。

　　1961年，史学家邓拓在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中，写了一篇《地下水和地上水》，通俗易懂地讲解了盐碱地的成因：“只能灌而不能排，甚至于既不能灌、又不能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水道没有水门汀等防止渗透的设备，地上水必然会漏到地里，逐渐同地下水连接起来。这样，地下水的水位就会很快上升，把地下土壤中所含的盐分，推到土地的表层，并且蒸发到地面，于是土地盐渍化的现象就产生了。任何肥沃的农田，一旦盐渍化，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加以治理，而任其发展，这块地板就算毁了。再要恢复地力，还得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首当其冲，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1966年5月18日，作为中共北京市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他，含冤自杀而死。

　　当错误政策在酝酿时，知识是缺位的，良心被压制，于是大跃进的狂热和种种愚昧逐渐统治了中国。在这种背景下，“引黄灌溉”变成了一场加重土地盐碱化的灾难。华北三省的“引黄灌区工程”动员了黄河下游几百万农民挖渠“引黄河水”灌溉农地。但由于当地干部不懂水利工程的基本常识,这个庞大的工程只有引水灌溉的功能，而没有排水功能，结果工程建成后地下水位迅速上升，华北平原3省几千万亩农田因而盐碱化，粮食大面积减产，农民们痛骂当地的干部。但这个严重后果已经造成，从此再也无法扭转了。（见陈实《为什么中国至今水旱灾害无穷——简评50年来的中国水利工作》）　　　

　　2005年9月24日的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节目《张广友:大饥荒亲历记》中讲道:“可是华北平原这一带，像山东，河南，特别是鲁西北是黄河下游冲击的平原，而且这一带，当时由于引黄工程，把黄河扒了个口子，去灌溉。大跃进时期，使劲灌，灌完了以后排不出去，太阳一蒸发，这地，平坦地全都一片盐碱，不要说粮食，连草都不长。”　

　　London Miriam & Ivan所著的《另一个中国》中也记录了“为灌溉华北干旱的麦田使它们变成高产稻田而制订了糟糕的计划，导致了大片良田的全面碱化。”（见饥饿：第一部份.三面死亡红旗）　

　任彦芳《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记载（第7章“滚滚黄河水”P184）：2001年我问孟局长:为什么1958年引黄灌溉变江南的理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实现？孟庆国说了沉重的事实:引水渠在兰考故道建了3个蓄水沉沙池,放水后已淤高了0.5-3米，当时只考虑快引黄河水去灌溉土地,却没有考虑大自然有它的规律，引黄把排水出路打乱了！水只灌不排，像人得了肠梗阻，加重了涝灾，由于引黄使地下水位增高，加重了土地盐碱化……　　

　　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因万言书批评毛泽东的错误政策被拔黜和批判，庐山会议转向以批判彭德怀为首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篡党夺权”的“军事俱乐部”，并决定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猖狂进攻”，“掀起更大跃进高潮”的运动。

　　现有数据显示，1958年毛泽东和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的错误决策，“使盐渍土面积由2800万亩增加到4800万亩，经过10年的治理才得到恢复。但“引黄灌溉”在1958年时被误用的不光彩记录，却被从历史中抹掉，再用焦裕录的光辉来掩盖。这种隐瞒导致了21世纪初在宁夏红寺堡开发区土壤盐碱化治理时，由于缺少充分的科学论证而重蹈覆辙！

　　那个特殊时期，毛泽东的“改天换地”与“向大自然开战”的观点，一直是政府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上述运动、水利工程的负面影响只是对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方面。

　　就这样，到了1958年，大办钢铁使整个兰考用于防沙治沙的树木几乎被砍伐殆尽，控制风沙的树木没有了，风沙灾害再次兴风作浪。另外，失去树木以后，洪涝灾害也变非常频繁；由于地下水位上升，又造成了大片的盐碱地。“引黄灌溉”更加重了土地盐碱化。因此形成内涝、风沙和盐碱灾害，被称为兰考“三害”。在这些“人祸”与“天灾”兴起的同时，“以粮为纲”政策又严厉禁止一切经济作物，兰考农民完全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命脉。兰考沙土地的粮食产量非常低，小麦平均亩产不足75斤，有时几乎连种子都收不回。

　　1962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为大饥荒的最后一年。作为这场饿死达数百万人的大饥荒的重灾区河南，到处都是一片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在这一年，兰考县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严重的饥荒引发了浩浩荡荡的逃荒要饭浪潮，甚至有几万人被饿死。

　　1963年，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之后，焦裕禄主持，起草的一个给地委、省委的报告中指出：1958年后，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其农村情况竟比解放前的兰考还不如了。粮食解放前是一亿九百零二万斤，到1962年竟降到了六千八百二十五万斤；牲畜解放前是三万二千头，到1962年竟是二万三千头；耕地解放前是九十七万亩，到1962年竟少到了八十九万亩。